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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愛與正義”

2013-04-24 . 閱讀: 5,108 views

文/諶洪果

作為大學教師,給學生薦書,是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推薦什么樣的書、推薦的理由何在,本身就是很好的學習交流機會。我在自己開設的法學課程中,照例也會列出相應的書目。不過,我還是更愿意推薦一些適合所有專業大學生讀的書。總結以前開書單的經驗教訓,這次確立了大致的選書標準,即少而精,有較為集中的主題;可讀性強,能讓思維受到挑戰。下面就以“愛與正義”這對人類所面臨的普遍而基本的問題為專題,推薦九本好書給大家。

一、《約伯記

約伯本是德高望重的義人,卻無故遭遇各種天災人禍,失去萬貫家產、兒女親人,最后全身長滿毒瘡,飽受病痛折磨。全知全能、良善公正的上帝為什么容許苦難存在?壞人憑什么蒙福,好人為什么受苦?沒有因果報應的法則,正義將如何實現?正義的關懷與人間最真切的苦痛幸福的情感體驗有何關聯?所有這些振聾發聵的問題,在《約伯記》中都得到了最深刻、最劇烈的戲劇化表現。它告訴我們:好人也會受苦,這是個殘酷的現實,但是,苦難不一定是懲罰,正義的奧秘超越了人的視野。重要的不是被苦難壓倒,抱怨和絕望,而是要從苦難中學習自由與愛、信心與尊嚴。人類在痛苦中會獲得寶貴的審視正義和自我的機會。

如果上帝對于約伯的考驗不是受苦受難,而是用誘惑,那么約伯會怎么樣?是否能經受住誘惑,繼而對上帝更加的贊美,卻在這種贊美中逐漸的墮落自己?上帝對于每個人的考驗都是不同的。這篇文本中,讓我考慮到,何謂“好人”?好人是否就應該經受苦難的考驗?如果說上帝的正義不容置疑,那么好人的底線又在哪里呢?做了惡事的人,是否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壞人”?那壞的定義又是什么?
約伯其實并不是抱怨真正的上帝,他是真正虔誠的人,那他抱怨的對象是什么?
福勒滕:“面對權勢的恭順,將失去對自己的忠實”。這也是我所擔心的。
如果面對誘惑,約伯是忠于自己還是忠于上帝?

二、《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主動挑戰城邦法令,安葬因叛國而戰死的哥哥。正義的沖突由此展開。在審判那場核心對話中,受審者安提戈涅以神圣的律法為依據,宣布國王克瑞翁頒布的實在法沒有正義可言,因而無權判定她的行為有罪。然而,不容否認,克瑞翁的立法也有著正義的邏輯。這是這部悲劇作品的震撼所在:兩種正義,兩種倫理觀,兩種善之間產生了必然的對抗。安提戈涅真正反對的并不是克瑞翁,而是導致整個家族承受俄狄浦斯詛咒的那個無所不在的命運,即她口口聲聲所依賴的神法本身。克瑞翁不幸成為安提戈涅實現愛的正義的工具。安提戈涅通過人生中最悲壯的反叛行動,試圖證明自己不容玷污的高貴和榮耀。爭取正義的代價無比慘烈,卻使生命的跫音響徹寰宇。

這本書有些邏輯是很詭異的,安提戈涅有段獨白“可是在聰明人看來,我這樣尊敬你是對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爛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對抗,做這件事。我根據什么原則這樣說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個;孩子死了,我可以靠別的男人再生一個;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藏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個弟弟生出來。”就因為這神奇的邏輯安提戈涅證明了波呂涅克斯的不可替代……

三、《蘇格拉底的申辯

公元前399年,70歲的蘇格拉底被控不信城邦諸神,引進新的精靈,敗壞青年。500人陪審團以280對220票判其有罪,繼而又以360對140票判他死刑。柏拉圖的《申辯》記錄了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三次自辯,即無罪的辯詞,要求罰款的雄辭,處死刑后的演說。蘇格拉底與雅典城邦的沖突,代表了哲學與政治的沖突。在蘇格拉底看來,政治正義的成就,有賴于德性的培育。哲學家之所以能承擔這樣的使命,是因為他可以踐行真善美的統一。蘇格拉底精于修辭,求仁得仁,成功挑釁法庭判處自己死刑,卻讓雅典陷入了不義的尷尬。蘇格拉底不相信眼淚,他對真理和正義充滿虔誠的熱愛,卻缺乏對政治本身的同情理解,無顧完美的個體正義標準可能帶來的政治生活的危機。

蘇格拉底這淌水很深。羅素曾感慨,“對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少;對另有許多人,可以肯定說我們知道得很多;但是對于蘇格拉底,就無從肯定我們知道得究竟是很少還是很多了。”蘇格拉底大半輩子在雅典街頭同人聊天,卻沒在歷史上留下只言片語。兩名弟子為其寫下的大量文字,都頗為可疑:色諾芬可能急于為老師辯護,有失偏頗;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蘇格拉底則更像是他自己的傳聲筒。

這種情況要發生在笛卡爾或康德身上,是個大杯具,因為離開可信的文字,他們只是毫不起眼的宅男,活生生作實了馬克思的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但這一論斷對蘇格拉底并不適用。他一輩子積極地尋人聊天,積極地揣摩謎語,最后積極地去死,這樣一個行為藝術家有必要著書立說嗎?今天這一謎霧叢叢眾說紛紜的局面想必很合蘇格拉底的意,指不定他老人家嘴里還在得意地哼著“不要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呢。

古往今來,為自己信仰而殉身的人數見不鮮,遠至先知耶酥盯死在十字架上,近代有布魯諾被燒死在宗教裁判所的門前。但蘇格拉底之死依舊令人震撼:他是為哲學而死,為追求智慧而死。蘇格拉底在《申辯》中四次提到自己的哲學使命:不斷省察他人,以此省察自己,追尋真正的知識,真理。雖然他明知真理是永不可得的,但他在所不辭。當雅典人要他放棄哲學生活來換取無罪釋放,他拒絕了;當判刑后雅典人要他用自我流放代替死刑,他又拒絕了。“我是一只牛虻”,這意味著殺死他只要輕輕一拍,何必興師動眾;“你們走向生,我走向死,究竟哪一個更好,知道的只有神。”這不說是對雅典人的一種嘲諷。蘇格拉底用一生“愛智慧”,然而最后卻為此喪命。西方文明在一開端就提出了對人生意義的終極拷問,并也因此蒙上了一層悲觀主義的色彩。

近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什么是自己的安生立命之所呢?有朋友聽了,說“安個破命啊”。他認為這個問題不值一問,也不值一答。但我相信,不論是誰,不管愿不愿意,最終都要交上自己的答卷。當然,你可以交白卷。

四、《曼陀羅

這部戲劇講述了一個“泡妞”的陰謀。卡利馬科被貴婦人盧克蕾佳的美貌和品行所迷。在無賴食客的精心策劃及修士、仆人、女方母親的串通下,他假扮醫生,利用那位迂腐丈夫的望子心切,欺騙盧克蕾佳喝下宣稱可以懷孕的曼陀羅藥水。隨后卡利馬科又扮成被捉的流浪漢,以“吸走體內毒素”名義與盧克蕾佳同床,如愿俘虜了對方的肉體和芳心。他們表面維持名譽,私下繼續通奸,只有尼洽老爺蒙在鼓里。馬基雅維利承認善惡需要區分,但他更關心正義如何實現。在他看來,德性就是能力,正義離不開權衡,為了善好的結局可以不擇手段,但最關鍵的,是當事各方包括被騙者本人各得其所,皆大歡喜。正義蘊含著欺騙,真理沒必要戳破,馬基雅維利為我們開出的是喜劇的藥方。

馬基雅維里的另一部作品是《君主論》。有人說《君主論》是《曼陀羅》的理論版,《曼陀羅》是《君主論》的大眾版。前者目的在于討得一個人的恩寵,因而審慎,機警,如履薄冰;后者的功用在于取悅觀眾,必須酣暢,刻薄,肆無忌憚。二者同樣是一種游戲:是作者和讀者/觀眾,獵手和獵物之間的相互周旋。到處是機關和陷阱,這是探索也是冒險──沒有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可能是讀者在作者的天羅地網中束手就范,也可能是作者失足陷入自己布下的機關。

《曼陀羅》的主角卡利馬科的人生信條:“我又能轉向何處?甭管是高尚的、危險的,對我自己有害的、別人覺得可恥的,反正我好歹得試一試。這個樣子活著,還不如死掉拉倒。……眼看著必有一死,我卻不是懼怕什么東西,而是要籌劃干點兒事情,哪怕像畜牲一樣殘忍、冷酷、可恥。” 然而,這般冷酷的意志卻只是為了籌劃一場“艷遇”,或者換句話說,意在“泡妞”而已。

《曼陀羅》赤裸裸地談情欲而不管道德,恰如《君主論》赤裸裸地談權術而不管道德。前者是對性的沖動和操控,后者是對權力的沖動和操控,二者合一支配著社會脈動。這里,馬基雅維里體現出典型的文藝復興時代著作家的特性,那就是對人的徹底解放。支配著人世間事務的,不是上帝、傳統、道德,種種神秘和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本身。

五、《漂亮水手

青年比利·巴德被強征到英艦“不屈號”當水手,他英俊單純,熱情陽光,卻被陰險邪惡的兵器教官克拉格特莫名妒忌,設陷誣告他謀反。在維爾艦長質證時,患有口吃而無法為自己辯誣的比利情急之下失手打死教官。艦長和全船成員都知道比利很冤,但為維持戰爭紀律,防止兵變,不得不判處他絞刑。圍繞善與惡的斗爭,這部小說深入探索了人判與神判、個人與國家、激情與職責、文明與秩序、原則與制度等重大問題。梅爾維爾向我們展示了絕對的善和絕對的惡之間的深刻沖突,更重要的是,他迫使我們正視,本質上的善在實踐層面可能淪為嚴重的惡行。處境化的人類不能讓正義停留在抽象的層面,而要努力通過實踐智慧,調和善與惡的沖突,避免正義的困境。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自然是對的,可糾察長克臘加特誣陷比利?巴德所為何來卻未免“玄奧”。克臘加特似乎扮演著窺伺者的角色,如一條靜臥路邊等待獵物的蛇,冷靜而神經強健,他將比利?巴德視為可被吞噬者,可未必有著多大的仇恨,或許這源于本性,一種“惡”的本性。

誣陷者動機莫名,其禍心之延伸未必有成功的必然。而吊詭的是,完成殺害“英俊水手”的卻是英明的威爾船長,這是“一個高貴的人如何殺害另一個高貴的人”。如果說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撕碎給人看,那這就是了,難以言說的悲劇。盡管面對的是正義與法律的進退維谷的判定,威爾船長的選擇是否有著無可替代的唯一性,自可遭到質疑,但威爾船長對自己所要承擔的責任顯然是早有心理預期的,他自有自己的道德律,心靈的重負絕不亞于走上絞架的比利。

這讓我們想到了什么,希臘神話、荷馬史詩,還是舊約?阿喀琉斯之踵,或亞伯拉罕以幼子獻祭上帝?或許兼而有之,大可做多義地闡釋。凡事皆有因,但天意難測,因之悲劇或“無因”。人類的缺陷后天養成自然是有的,而本性帶來的誰也不敢空口否認。本性善與本性惡的爭執源流已久,頭上的星空與心中的道德律昭示著對自然的敬畏,麥爾維爾一向執著于對這些問題的上下求索,《水手比利?巴德》作為其遺作,可以讓我們再次認知這位偉大作家的偉大之處。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在《水手比利?巴德》中,既有純粹的善,也有純粹的惡,但其錯織交雜,絕非單純二字可概括,更何況還有品質高尚的人面臨兩難的抉擇,審判者自身也要遭受精神的重罰。沒有人能逃脫的了這“無因”的悲劇,因為人人皆處于迷途的際遇。

將《水手比利?巴德》置于當下文學的語境中,似乎是顯得有些老派了,無論是文本形式還是道德觀念。如今或崇尚碎片、拼貼、摒棄深度,或零度寫作、躲避崇高,商業化傾向、去道德化寫作對于我們來說是習以為常的,專注于時尚生活或市井瑣事似乎漸成主流,仰望星空與省顧內心早已變成奢侈的事情。自然,對于《水手比利》中的“無因”悲劇,我們也已陌生久矣,但我們不妨重新審視那古典意味的書寫,因為它印證著文學的尊嚴,記錄和追索人性的莊重與高貴,以及洞曉其悲劇性而一力承擔的勇氣。

六、《朗讀者

漢娜是一個不識字的普通女人,在二戰期間成為納粹集中營的看守,為了忠于命令,維持秩序,而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屠殺的罪行。多年以后,面對正義的審判,她向法官發出質問:如果你是我,你會怎么辦?今天法官的工作和當年集中營看守的工作,到底有何實質的不同?小說借助漢娜的悲劇,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阿倫特提出的“平庸的惡”的問題。惡來源于對責任與愛的放棄,來源于人們在現代社會分工和官僚體制下對道德后果的無視。正是這種平庸的惡,使人們在對善絕望的同時,反過來把善的缺失作為行惡的理由。小說為此引入了另一個重大問題:對歷史罪責的審判,可能也是下一代人試圖逃避罪責的一種方式。只有愛能撫平正義的傷痕,與其擺脫歷史重負,不如共同承擔命運。

作者在訪談中說:“人不因為曾做過罪惡的事而完全是魔鬼”,當然,漢娜不完全是魔鬼,而米夏,也并不完全不是魔鬼。人性、獸性與神性,經常以不同配方共存于常人身上,就像正義、殘酷、寬容與懲罰,經常同在于這個復雜的世界。誰有權扔出手上的石頭呢?

七、《王氏之死

史景遷結合縣志檔案、官員書札和蒲松齡小說,把大歷史背后的小人物命運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有機會了解那些平凡人們的各種苦難、抗爭和悲歡離合的故事。透過地方政治的運作,透過寡婦們保護孩子和遺產的努力,透過女人王氏的私奔行動及在冬夜里的死亡,透過她的孤獨、性愛和夢想,透過地方長官在命案審訊中安撫人心、情理兼顧的考量,我們看到了最為樸素的對愛的向往和正義的實踐。無論在別人看來多么微不足道,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改變自己的生存現狀。我們要感謝史景遷的研究,他使我們注意到曾經遺忘的那些生命的光彩。《王氏之死》對小人物生活的重現,為我們今天建設包容愛與正義的尊嚴政治,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資源。

平日讀歷史,收獲的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宏觀結論,還有一些大而無當的冷漠數字。這當然是歷史書寫的重要因素,不過我個人對此,總有隔靴搔癢之感,我于歷史,是個普通讀者,考據結論非我閱讀目的所在,我最想知道的,是歷史上的那些人,他們是怎么生活的,而且不是生卒何年、生平大事、年譜家譜之類的生活概貌,我想知道他們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以何為生、業余時間如何打發、每日用度如何分配等等……

景遷是史家,也是詩人,他在前言寫道――就我對王氏的認識而言,曾感到模糊不清和艱深難解。她對我來說就像人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它閃閃發光而又后悔去揀起的一塊石頭,因為隨著石頭在陽光下曬干,石頭上的色彩很快就會消失。但是王氏故事的色彩和紋線并沒有消退,它在我的手里變得越來越鮮明了,不時地使我感受到這塊石頭正將它的熱量傳送給手握著它的生命之軀。

八、《當法律遇見愛

本書對莎士比亞的經典劇作《李爾王》進行了全新解讀。李爾王擁有無上的權力,但他渴望愛,試圖以法律審判來確認女兒們對自己的愛。在權力支配下公開宣示的愛,怎么可能真實呢?結果利令智昏的李爾王既失去了權力,也失去了愛。作者指出,愛不僅是特定的情感體驗,愛更是一種讓我們感受整個社會和政治世界的途徑。這一分析給我們的啟示在于,真正重要的不是將正義與愛結合在一起的野心,而在于如何妥善確定正義與愛的邊界。李爾王犯了政治幼稚的錯誤,由于人性中固有的矛盾,我們離不開由政治秩序塑造的正義。正義與愛,分別代表理性與情感的兩極,二者之間構成對抗互補的關系。其中所蘊含的苦難與幸福的張力,既是人類的宿命,也是我們自由崛起的基礎。

法治是西方文明的核心成果。奉行法律,無往不利,真的嗎?其實,在西方傳統上,對法律的質疑一直存在。法律的領域之外,另有一片愛的天空。愛,作為一種強大的力量,始終挑戰著法律的王道。

最偉大的愛,乃是寬恕的愛:深刻了解人性的雙重性,原諒寬恕人類的一切罪惡,因為這個是人的本性。而法律,則是懲罰的手段,它要你深刻記住:你的獸性是罪惡的,是不該有的,是應該被剝離的。愛可以包容一切,而法律則是人雙重性妥協之后的產物。在當今這個世界里,主導我們的始終是那些法律,道德等等的——我們追求創設是希望他們能代表和引導正義,而結果他們本身卻并不必然代表正義的產物。

人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愛,那么愛與法律也沒有可能平共處呢?我們能否實現建立在愛之上的法律或者建立在法律之上的愛?在《李爾王》兩次因愛之名的審判中,這種努力或者幻想都歸于失敗。正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我們所過著的生活,其實就是因為遵從自己的信仰而受到的懲罰。愛與法律遵循截然不同的邏輯,我們不能以愛的邏輯去理解法律或者政治。

九、《洞穴奇案

這是一個著名的法理學公案:幾名探險者進入巖洞,發生山崩,被困二十多天。為了活命,他們約定以擲骰子的方式吃掉其中一人。最終獲救的生還者面臨殺人罪的審判。富勒和薩伯兩位法學家,為此案虛構了14名法官的不同判決意見,其中觀點紛呈,論題覆蓋法律、政治、社會、文化、哲學、宗教、道德、人情、生物等層面,并涉及諸多法律難題,包括緊急避險、正當防衛、契約自由、功利主義、生命尊嚴、殺人權利、罪與罰、規則與常識、理性與情感、赦免與管轄、解釋與推理、政治與民情等等,集中展現了正義的多重維度和矛盾糾葛,是進入法律思想堂奧的最佳門徑,也是極富刺激的思維游戲。讀此書的最好方法,就是假定你也是一名法官,鄭重寫下你的判決。

matthew說:
如果有一天我犯了什么罪……這么講不恰當,換個說法,如果有一天我成為某件刑事案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我希望我的動機不是“試圖以激烈手段為自己或他人尋求公正”,我寧愿作為一個職業罪犯被審判。如果我不幸被殺,我希望兇手是個體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喪生于個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運氣不好。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謂的民意或行政干預來令我脫罪——盡管我歡迎那樣的結果。我更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唯一的審判者是閃耀著人類偉大理性光輝的真正的法律,有一群充滿智慧的人能不為政治所左右地運用它,他們理解并且始終追求,沒有什么比捍衛公民個體的意志和權利更能實現社會的法治與公正……想到這些我就覺得無限悲哀,連最虛弱的樂觀也不能保持:這個國家是存在法律的。

 

以上九本著作,是我在書海遨游而拾到的一小串美麗獨特的珠貝。它們韻味雋永,內涵豐富,“愛與正義”僅僅是解讀這些書的視角之一。通過這些書,我們重新發現、思考和體驗了愛與正義本身,至于它們是否能給我們提供愛與正義問題的正確答案,已不重要。

漫游書海

諶洪果,西北政法大學副教授,著有《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法律人的救贖》。(注:引用部分是我加的,“畫蛇添足”了~)

原文:http://www.infzm.com/content/80249

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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